在第三次反“围剿”后的1933年，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导致苏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纸币贬值；与此同时，敌人制造大量假币流入苏区，并四处造谣破坏，干扰苏区金融市场。瑞金县城大街小巷的商品市场只接受现洋交易，拒绝纸币，因此瑞金出现了百姓到银行用纸币兑换现洋的情形。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感觉到挤兑现象已经出现，必须尽快制止这种状况的发展和蔓延，否则国家银行和苏区货币的信誉将会受到严重冲击。
为了不使苏区货币的信用破产，毛泽民坚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要保证兑换，严格按照一元纸币兑换一元现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但是前来兑换现洋的老乡有增无减，国家银行的现洋库存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为了等待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缴获的银元、棉布和食盐等战略物资，毛泽民和会计科长曹菊如决定效仿诸葛亮唱一出“空城计”。
第二天一早，在瑞金县城的街道上，出现了由红军警卫开道，曹菊如带队的箩筐运输队。萝筐里装满了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圈、银元、银锭以及大量光洋。运输队像长蛇一般蜿蜒前进，道旁微观群众纷纷夸赞银行“家底殷实阔气”，场面十分壮观。游行展示结束后，到银行兑换现洋的群众散去不少，大大减轻了国家银行的兑付压力。
待前线缴获的战略物资运输回来后，毛泽民立即下令停止兑换。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的标价牌上明确标注：“只收纸币，不收现洋”。民众开始相信国家银行的货币信用，纷纷捧着光洋到银行兑换纸币，购买所需的生活物品。即使不买货物，大批民众也用所持现洋换回了纸币，由此收回的现洋比之前换出去的还要多！
金银“空城计”的成功实施，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保证了苏区的物资供应，成功地巩固了国家银行和政府的信誉。国家银行信用的维护，保证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和物资调配能力，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毛泽民还发现了货币的另一个重大规律：金银并非货币的唯一信用支撑，商品同样可以成为支持货币的有效手段！百姓对于货币的需求，实质乃是通过货币能够实现对各种生活物资的拥有，既然如此，纸币的信用完全可以绕过金银储备，直接以物资为本位。这样的货币物价本位实践，影响着后来共产党人的货币思想。在缺乏贵金属的革命时代和解放区被经济封锁的困境中，建立红色金融高边疆，必须要在货币本位的实践中，进行重大的金融创新！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作过这样的评论：“不论在什么地方，苏维埃同伙似乎实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础上，和它在市场上确有真正的购买价值这件事实上，取得它的地位的。”
本文相关资料转引自：
1.曹宏、周燕：《寻踪毛泽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2.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1年
